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热门议题，但目前所论多集中于相关文本的知识思想“内容”，或默认个别通都大邑的转型过程“代表”了全国的情况。本书以晚清浙江省温州府为个案，将“地方”置于“知识转型”之前，且突出某一当事人群体——地方“士人”的视角，为的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某一相对“边缘”之地为焦点，将知识观念变迁在地域上的展开作尽可能立体多维的再现，以此检视晚清阶段知识转型“地方化”的可能机制及其可能的限度。 近代知识转型“地方化”的过程，至少在晚清阶段亦可颇具地方能动性，其间中土既有的、相对边缘之地对于知识学术潮流的参与途径或“分享”方式，辅以西力东渐造成的人员与知识信息流通形式的变化，乃是“转型”赖以在地发生的前提。可吊诡的是，此一地方在转型中趋向“国家”的“统合”进程，终却可能加剧了本国内部知识思想版图及社会的“分裂”；其中一度集中体现能动性的晚清地...(展开全部)

宋元之交，天下大变，向来固守夷夏之防、自视甚高的汉族士人如何面对草原上来的新政权，这是一个研究知识分子心态史以及知识社会学的极好切入点。本书根据多种史料描摹了处于社会与人格裂变中的汉族士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过程，并且对士人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颖而又不失偏颇的评价。 本书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森田宪司的代表作，其充分利用了现存的大量石刻资料与拓片，细致入微地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与真实处境，其与众不同的切入口使其成为历史学界的一项具有标杆意义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反响。 目录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发生历史大变局，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人，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效西法图自强，深深卷入历史变迁的过程，一代一代地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与儒学相依的传统士人自身也发生了节节嬗蜕。 本书汇积了作者对晚清士人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围绕着科举制度下的功名与富贵、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十年新政与社会解体等主题，通盘解读近代化过程中的士人和社会，融深刻的洞察于历史叙述之中，很富于思想启发。 增订本新补一文，论甲午乙未间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这是作者近年对晚清士人世界再考察的力作，依然贯彻了透过士人看世相的切入角度。

关于晚清的社会与思想变迁。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他们在古老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撞击中间，一路徊徨，一路回应；其间的紧张、踔历、愤郁、歌哭与其自身的节节丕变相伴随，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然而，这个过程中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等，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发生历史大变局，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人，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效西法图自强，深深卷入历史变迁的过程，一代一代地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与儒学相依的传统士人自身也发生了节节嬗蜕。 本书汇积了作者对晚清士人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围绕着科举制度下的功名与富贵、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十年新政与社会解体等主题，通盘解读近代化过程中的士人和社会，融深刻的洞察于历史叙述之中，很富于思想启发。 增订本新补一文，论甲午乙未间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这是作者近年对晚清士人世界再考察的力作，依然贯彻了透过士人看世相的切入角度。

关于晚清的社会与思想变迁。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他们在古老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撞击中间，一路徊徨，一路回应；其间的紧张、踔历、愤郁、歌哭与其自身的节节丕变相伴随，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然而，这个过程中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等，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苏慧廉(1861—1935)，英国人，著名传教士、教育家和汉学家。1 882年至1907年任温州循道公会(时称偕我会)传教士。1920年至1935年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除撰写《晚清温州纪事》、《李提摩太传》外，苏慧廉还曾将圣经译成温州方言(《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新约》)，英泽《论语》、《妙华莲华经》，编撰《四下个常用汉字袖珍字典》、《中因佛教术语词典》(与何乐益合编)、出版《中国儒道释三教》、《中国与西方》、《中国与英国》、《中国简史》以及《明堂：中国早期君主政体研究》等汉学著作。 张永苏，1956年出生，浙江温州人。温州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资深馆员，温州地方文化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外文和地方文献采编和参考咨询工作。曾编辑地方文献多种。发表专业论文多篇。 李新德，1970年出生。安徽临泉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温州大学外...(展开全部)

如何诠释中国的近代性，是学术界关怀已久的大议题。尤其是20世纪以来，各种地域文化的近代性特质，正积极在各个历史悠久的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等国家中逐渐形塑出各自有别的独特面貌。此一转向的深刻意义，绝不只是内涵、形制或进程上的差异，也是地域文明再生与多元文明共存的人类前景。本书关注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在中国的建构,并与中国传统学问相接榫时产生的再造与变革，以及知识生产与消费、出版、阅读，专业人士、专业社群、新型文化人的出现，还兼顾近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变化，试图呈现中西知识交会的复杂情景，并追问传统中国是否有一知识体系。

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是一个庞大且具特殊意义的课题，这是近代史上中西学术交会、互渗、裂变与再造的复杂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本书从两大面向展开：一是探讨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分化，一是梳理西方科学式知识在中国的建构与实践。试图借此考察中国近代性的全面发展，建立中国学术本位，重启中西对话。

一手開創詮釋人類學（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的紀爾茲，曾在摩洛哥、印尼的爪哇、峇里島等地進行過深入的田野調查研究，以這些社會文化為基礎，提出對文化、知識全新的觀點——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詮釋》中，他對於文化概念的深入探討和詮釋，實已超出人類學範圍，影響廣及整個人文科學，如社會學、文化史、文化研究等層面。 . 本書為紀爾茲繼《文化的詮釋》後另一部重要著作。本書極不同於一般的人類學著作，反而更像一本文藝評論，收錄了包括〈文類的混淆〉、〈在翻譯中發現〉、〈藝術乃一文化體系〉、〈地方知識〉等總共八篇短篇論文，不但以旁徵博引與深具文學性的方式寫作而成，更闡述了其關鍵概念——何謂「詮釋性的人類學」。